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认为，依据我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，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、公益性服务价格、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，都应当施行听证会制度。

    “不是2011年才确定收票价5%的退票费吗？怎么又变了？”

    近日，铁路总公司推出的梯次退票新规引发了人们热议。两年前的2011年，退票费刚刚被调低到票价的5%，这次却把开车前24小时内的退票费涨到20%，24小时到48小时内的退票费涨到10%，开车前48小时以上的退票费才保持5%。

    上周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274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70.8%的受访者认为此次对火车票退票费的调整不合理，88.7%的受访者认为这样的调整缓解不了“一票难求”的问题。

    62.1%受访者会因退票费上涨而提前退票

    王跃红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做公关，平时经常为客户安排行程订票。“退票费涨价确实给我造成了麻烦。以往应对客户频繁变动的行程，我常常同一车次订不同日期的票以免无车可坐。现在，24小时内的退票费高涨让我不敢再这么‘铺张’，基本都是反复核对时间，尽量一次搞定。” 王跃红认为，退票费上涨确实会让一部分空占票源的人“慎食早吐”——不敢多买，早点退票。这对于普通的购票者来说，应该是一件好事。

    吉欣颖从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后，工作定在了广州，去报道时正逢暑假，由于实在买不到相关车次的票，无奈之下找了黄牛。她直言，很难说调整退票费的新规会限制黄牛党的行为，因为供需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变，黄牛党会把增加的退票成本转嫁给买票人。“反而是对于农民工等上网不便的群体来说，他们买一次票不容易，提高退票费更增加了他们的负担。”

    调查中，62.1%的受访者表示会因退票费上涨而提前退票，88.7%的受访者认为这样的调整缓解不了“一票难求”的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73.5%的受访者觉得调整退票费的新规对“农民工”群体可能造成一定伤害。

    中国社科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、《公共服务蓝皮书》执行主编钟君，对这次火车票退签规定的修改给予了肯定。他认为，通退通签的执行是这次退票规定修改的大前提，二者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。通退通签作为一项便民举措，减少了退签的交易成本，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，退签的行为概率也会随之增加，这就有可能造成有限运力资源的更大浪费。
 
    “有数据显示，从今年1月1日以来，24小时内的退票率达到了73.5%，通退通签后这个比率有可能更高。因此，很有必要施行梯次退票，即有条件地提高退票成本，来冲抵前一措施有可能造成的恶意退签陡增效应。否则，春运时‘一票难求’的情况就有可能扩大到各个时间段，会有更多真正需要的人买不到票。”钟君说。

    在钟君看来，我国铁路经营体制改革以后，利用市场化的价格杠杆保证铁路资源的合理利用，是一种更好地拥抱市场的行为，体现了一种系统的公共政策思路，是铁路部门的进步。“当然，调整退票费新规的出台应该首先给公众一些知情的时间，以便缓冲公众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种种非议。”

    92.1%受访者认为铁路票价、手续费调整应该举行听证

    王大卫是一家国企投资公司的职员，他直言，这次调整退票费没有征求大家意见，让人很难接受。王大卫认为，退票费本来由相关方面举行完听证会后再定价，但这次确是由铁路总公司单方面发布出来的，这已经算价格违法。

    “程序上如果是非正义的，就很难有一个合理的结果。”王大卫说，逻辑上看，梯次退票费的规定确实能缓解部分运力不足的问题，但公众对此却充满怀疑，并不买账。这就是事先沟通不充分的后果。

    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认为，依据我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，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、公益性服务价格、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，都应当施行听证会制度。铁路运营主体的运营方式虽然变了，但铁路运价仍然属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，因此，由国家发改委及有关部门确定的运价及杂项作业收费，都要在听证后才能调整，铁路总公司无权未经听证就改变。

    调查显示，92.1%的受访者认为涉及铁路票价、相关手续费的调整应该举行听证，充分征求公众意见。

    “往年也有律师起诉过春节货运涨价的案例，法院当时认定政府应该举行听证会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种听证会制度一直没有真正实行起来。我们一直主张，虽然决策前进行听证花费了一定的行政成本，但借此消除误解、达成共识，才会更大程度上降低执行过程中的成本。”王敬波说。

    钟君则表示，“通退通签”和“梯次退票”规定的出台，并非是对票价的调整，公众完全可以通过先改签后退票的方式规避退票费上涨的风险，其本质是利用政策工具提高理论资源的利用效率，因此无需听证。“除此之外，现行的网上订票制度对农民工群体来说确实不公平，应该让一部分普快列车仅在线下窗口售票，优先给农民工放票等，以保障他们的利益。”

    “‘一票难求’根本原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和巨大需求间的矛盾，票价高低仅是原因之一。运用价格手段缓解买票难的作用是有限的，多元化的多种交通方式的综合利用，才能解决人们的出行难题。”钟君说。